相逢一笑泯恩仇？揭秘尹锡悦访日背后的国本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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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在东京银座一家餐厅共饮啤酒。图自：koreaherald

核心提要：

1. 二战后，美国为了构筑东亚冷战体系，封闭对日本战争与殖民历史的追责，被长期压抑的殖民与战争的历史遗绪延续至今，成为激化韩国国内政治矛盾的炎症病灶。未充分清算的殖民冷战历史，形塑了韩国双重国家身份，逐步造就了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基本分野。对日态度成为韩国两党思想分野的界限。韩国保守政治势力常被标签化为“亲日卖国”，进步阵营则顺应民间朴素的反日情绪，在民族气节上占据了道德高地。

2. 韩国政治内部“亲日vs反日”之争的根本动因，并非日韩“世仇”，而是保守、进步两大阵营的权力角力与国家身份建构之争。日韩间“世仇”并不会因此次“方案”的出台而得以解决，它只不过被保守党再度悬置起来。尹锡悦对日示好、压制国内政治阻力与汹汹民意的“决断”绝非孤例，同为保守党的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朴槿惠都以“国家利益”“向前看”为由，对日本政府让步。但是，代表进步党的总统文在寅一上台便推翻了朴槿惠政府时期的韩日慰安妇协定。

3. 除利于保守阵营执政的国际“新冷战”气氛之外，韩国青年一代对日认识的转变，也为尹锡悦此次外交“决断”提供了底气。韩国青年从反日激情高涨的“No Japan”一代，正转变为“Yes Japan”一代。进步阵营对保守派僵化的“亲日”指控，很难获得青年的认同。甚至出现了大批“新亲日派”的极右青年，他们掀起损毁慰安妇“少女像”的街头运动。

4. 韩日“世仇”的解决不能一直被笼罩在“旧金山体系”的阴影之下，也不应陷入“以和解之名悬置”到“以正义之名抗争”两党扯皮之中，真正的政治和解应该建立在历史和解之上，只有建立在处罚基础上的宽恕才能通往真正的和解。

原标题：尹锡悦政府对日“投降外交”的内部逻辑

编辑｜侯逸超 张依

本国人“意难平”，外国人“看不懂”

16、1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两国首脑约定让因强征劳工问题等历史问题受损的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并为过去4年的“日韩贸易战”划上了休止符。

此次“尹岸会”是韩方对日妥协而换取的外交成果，为其铺平道路的关键，是尹锡悦政府本月6日公布的解决二战日本强征劳工索赔问题的“第三方代偿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该“方案”意指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措资金，代替日本两家被告企业，向胜诉受害者原告支付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判处的赔偿金，代偿金来自16家韩国企业的“自发捐款”。

韩国政府评价该“方案”乃为了受害者和国民而做的“大局决断”，“符合韩日两国共同利益”，是“超越韩日矛盾，寻求实质性解决的新历史性机会”。

16日韩日领导人峰会前，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两国国旗鞠躬致敬。图源：韩联社

然而，该“方案”在多方面令人费解且富有争议。

其一，这是将日韩双边问题转为韩国内部问题的单方“求和”，而非对等的“和解”。

“方案”撇除了日本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将强征劳工受害者与加害日本企业间的法律纠纷、及由此引发的日韩间外交争议转化为韩国国内问题。

图源：澎湃新闻

这意味着，不仅原告们的两大诉求——日本的道歉与“参与赔偿”一个也未达成，一旦拒绝接受“方案”，日后面对的阻力方与斗争对象，将不再是日本，而是本国政府。

尹政府的极大让步，也并未获得日方的相应“回报”。首脑会谈始终，岸田文雄只字未提“道歉”，对日本企业参与赔偿问题也闭口不谈，仅表示“继承历届政府精神”；首脑会谈前几日，外务大臣林芳正更直接否认存在“强征劳工这件事”。

莫怪乎“方案”公布后次日，自民党一位重量级议员对《产经新闻》欣然宣称：“日本完胜”！

其二，欠缺足够法理支持，有违韩国宪法精神。

“方案”虽能快速“解决”令尹政府如鲠在喉的对日外交悬案，但由于其区别于普通民事赔偿案件的特殊性，在法理上仍有诸多争议。加之韩国《民法》规定，第三方（韩国财团）代偿债务人（被告日企）的赔偿金，需获债权人（受害者原告）的同意。若后者不同意，如何执行“方案”便会遭遇瓶颈。

更重要的是，“方案”事实上意味着尹政府推翻了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访日前日，尹锡悦接受《读卖新闻》独家采访时更直言，2018年判决与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存在矛盾”，“所以不考虑行使索赔权”。

图为尹锡悦访日前接受《读卖新闻》采访版面。《读卖新闻》是日本影响力最大的中右翼报纸。

前检察长出身、尤为重视法治精神的尹锡悦总统，坐视行政权干预、侵害司法权，且公开贬损本国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正当性，令人乍舌。

尹锡悦在司法研修院结业后被聘为检察官，首次步入社会职场，这是他34岁的照片。

不难想象，“方案”一经公布，旋即引发韩国政坛舆论震动，在野党与民间团体激烈反对，“屈辱外交”、“投降外交”等批评不绝于耳，三位受害幸存者公开表示拒绝接受。

3月6日，民众在光州集会，抗议韩国政府的方案是对日本的“屈辱外交”。图源：视觉中国

我国网友亦哗然一片：日韩世仇终于解开了吗？尹政府为何不惜触本国民族主义之逆鳞，仓促对日“求和”？韩国企业“自己人赔自己人”的逻辑，更教人直呼“看不懂”、“神操作”！

对此，一种解释是，韩国过去连续12个月贸易逆差，政府急于借解决历史问题，以换取日本政府尽早解除对韩半导体出口限制；另一解释是，尹政府希望借日本力量应对日益升级的朝鲜核导威胁。

更常见的解释是，“方案”实乃尹政府向美方递交的“投名状”，幕后操盘手是美国，旨在一扫韩国融入美主导“印太战略”的障碍，结成对华包围圈，以此换取美韩同盟地位的提升。

上述基于国际关系视角的解释都有道理，但忽略了更为深层的韩国政治结构与社会民意。对外政策常是国内政治之反映，若不理解韩国政府对日“投降外交”的内部逻辑，则难免产生日韩世仇一朝得解，或尹政府甘为美国“牵线木偶”、逆民意而动等错觉。

深嵌韩国国内政治的日韩“世仇”

日韩“世仇”对于韩国而言，与其说是日韩外交问题，毋宁说是被高度国内政治化的议题。

两国“世仇”的根源，勿需大费周章追溯至16世纪末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壬辰倭乱，也不只归因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而是殖民主义与二战后东亚冷战体系纠缠而就之难题。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制，为构筑东亚冷战体系，而封闭对日本战争与殖民历史的追责。未适当解决而被长期压抑封冻的殖民与冷战遗绪延续至今，成为激化韩国国内政治矛盾与东亚地缘政治冲突的炎症病灶。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签订了一份“对日和平条约”，史称《旧金山和约》。该条约实际上是美国为了扶持日本对抗苏联，确立亚洲“冷战”格局而策划的单方面媾和条约。

朝鲜半岛的分裂现实，要求韩国人必须确立自己（有别于朝鲜）的国家身份。而未及充分清算的殖民冷战历史，形塑了其双重国家身份。

一重身份建立在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时标榜的自由民主政体之上，另一重身份扎根于19世纪末以来追求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

前者身份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价值的向心力；后者身份则形成了对国家自主性、民族统一的向心力。双重国家身份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勾勒出当代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基本分野。

韩国政治内部旷日持久的“亲日vs反日”之争，便是日韩历史“世仇”盘根错节嵌入韩国双重国家身份建构之争的结果。

在保守阵营看来，日本乃为近代朝鲜半岛移植近代文明的殖民者，战后通过资本技术援助、助力韩国经济起飞，是韩国追赶学习且有望超越的发达经济体，也是当下“共享普世价值、在安保、经济、全球议程上携手合作的伙伴”（尹锡悦语）。

在进步阵营看来，日本是近代以来阻碍韩国民族国家建立、自主现代化的元凶之一，战后更拒绝反省，令历史正义难以伸张。

由于韩国保守政治势力与日据时期“亲日派”间无法撇清的历史亲缘关系，进步阵营在民族气节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不仅顺应了民间朴素的反日情绪，更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将民族主义与反体制运动结合，以“民族”之名提出民主诉求，最终转化为反抗威权独裁的群众基础。

韩国电影《暗杀》中反映的日据时期朝鲜“亲日派”形象。

然而达成民主化目标后，进步阵营并未与时俱进地转化反日民族主义，直至今日仍延用对保守阵营“亲日卖国”、甚至“土著倭寇”（意“韩奸”）等标签化指控。

此次“方案”出台后，在野党首李在明痛斥尹政府为“亲日卖国政权”亦如此，难免引发公众尤其年轻一代的倦怠逆反心理。

尹锡悦与李在明分别代表保守阵营与进步阵营。

在民族气节上处于劣势、且高度依附国际冷战条件的保守阵营，长期惯用的反击策略乃诉诸反共主义，攻击进步阵营为“亲朝左派”；冷战终结后，保守阵营一度陷入执政危机与意识形态焦虑，但随着韩国经济实力提升，“自由贸易”、“自由主义”、“全球化”等现代化叙事逐渐取代僵硬的冷战话语，成为其标榜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金大中、卢武铉两届进步政府时期，韩国保守阵营为摆脱“亲日”标签，曾兴起一股“重写”殖民史的“新右派”学术思潮，利用未被清算的殖民与冷战遗绪，将“反日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前现代、甚至宗教性的非理性民族情绪。

前首尔大学教授李荣熏及2019年出版并引发争议的畅销著作《反日种族主义》。

作为“新右派”主要旗手的韩国著名经济史学者李荣熏，在其2019年出版的畅销书《反日种族主义》中，更将“反日民族主义”理论化为一种韩国所独有的对日“种族主义”，借此无情鞭挞本国“不开化”的国民性。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出版的背景，正是文在寅政府否定2015年日韩慰安妇协定、援助强征劳工对日诉讼，进而引发日本报复的“贸易战”。

彼时韩国保守在野党政治家们纷纷援引此书，指责文政府被“反日种族主义”所裹挟。故此次尹政府主导的对日和解，也被评价为对文政府“将日韩关系推向悬崖”的反日外交路线之“拨乱反正”。

被悬置的日韩“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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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韩国政治内部“亲日vs反日”之争的根本动因，并非日韩“世仇”，而是保守、进步两大阵营的权力角力与国家身份建构之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可看清，日韩间“世仇”并不会因此次“和解”而得以解决，它只不过被再度悬置起来了。

经美国斡旋、不顾民意与在野党反对、由韩国政府出面以雷厉风行之势、与“决断”之名悬置日韩历史争议，这并非孤例。

1965年6月22日，韩国外长李东元和日本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在日本首相官邸签订《日韩基本条约》

第一次“决断”发生在1965年。面对国内在野党和学生高涨的反对浪潮，朴正熙政府不惜采取戒严措施，以确保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而实现日韩邦交。条约确定以“经济协助”的名义、“完全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政府间“请求权”问题，以换取日本对韩大规模经济与技术援助。

问题在于，朴正熙政府未将日方资金以赔偿金形式发放给强征劳工受害者，而几乎全部用于建设、钢铁、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便是当下尹政府“方案”让当年“受惠”的韩国企业代偿赔付、“自己人赔自己人”的逻辑。

2015年11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左）在首尔青瓦台举行会谈讨论慰安妇问题，12月两国达成慰安妇问题的协议，日本道歉并承诺赔偿。图源：路透社

第二次“决断”发生在2015年底。 朴槿惠政府与安倍政府签署韩日慰安妇协定， 明确履行该协议使“慰安妇”问题得到“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该协定对日本政府责任的模糊处理、韩国政府的让步、近乎秘密的谈判过程引发社会巨大争议，待文在寅上台执政后便遭事实废弃。

第三次“决断”便是当下尹政府主导的日韩和解。同前两次一样，此次“决断”也是经济、战略利益精密计算的产物，政府照例以“国家利益”、“向前看”为由，压制国内政治阻力与汹汹民意。

问题是，政府每一次出面悬置日韩“世仇”、将外部矛盾内化的结果，都不能终结问题，只会加深内部分裂、积蓄新的矛盾。

联想近日热播韩剧《黑暗荣耀》，对于宋慧乔饰演的校园暴力受害者文东恩而言，真正让她痛彻心扉的，不是暴力的直接加害者，而是失灵的法律系统，以及以监护人身份出面单独与加害者“和解”的自己母亲。

韩剧《黑暗荣耀》海报。图源：豆瓣

那么，尹政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底气来自哪里？除利于保守阵营执政的国际冷战气氛渐浓——这一重要外部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内部因素，那就是相较前两次“决断”悄然变化的韩国民意。其中，变化中最显著的是青年一代，他们也被称为“开启韩日关系新时代的未来一代”。

韩国青年：从No Japan 到 Yes Japan

3月8日，尹锡悦在韩国国民力量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造势。图源：韩联社

面对“方案”出台后引发的舆论风暴，尤其针对在野党的“亲日卖国”指责，尹政府与保守舆论的主要回应，一是批评“反日民族主义”，二是反复强调，“面向未来”。

据悉，与幕僚协商推进“方案”出台的过程中，尹锡悦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青年”。而此次与“方案”同步公布的另一方案，是日韩两国政府企业将推进成立“未来青年基金”，为两国青年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展现“面向未来”之意。

尹政府为何“决断”解决日韩历史问题时，尤为强调青年一代？这与韩国青年近年对日认识的变化有关。

整体而言，韩国主流民意对日本的好感度并不高，但近年有所反弹。 周刊《时事IN》2022年11月实施的一项大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以最高分值100为计，韩国人对美国好感度最高（62），对周边国家好感度普遍偏低，依次为日本（36.2）、中国（27.3）、朝鲜（24.3）。相较2019年日韩“贸易战”发生当年的对日好感度（21），呈上升趋势。

调查期间适逢世界杯，《时事IN》捎带设计了一项有趣提问：“如果中日对战世界杯，你给谁加油？”答案势均力敌，32.9%的人支持中国、32.8%的人支持日本、34.3%的人表示“不知道”。

然而追加年龄维度后，结果却变得悬殊起来：50多岁人群支持中国者占48.8%，支持日本者仅占24.4%；20多岁人群支持中国者仅占11.8%，支持日本者却高达50%！

2019年7月，韩国年轻人参与“No Japan（抵制日货）”运动。

这或许意味着，2019年日韩“贸易战“当时宣称 “不去日本、不买日货”，反日激情高涨的“No Japan”一代，正悄然转为“Yes Japan”一代。

另一项今年2月韩国“全经联”以20、30多岁人群为对象的舆论调查，也印证了这一事实。42.3%受访者对日持肯定态度，71%受访者认为“日韩关系需要改善"，主要原因依次是，扩大经济利益（45.4%）、牵制中国崛起（18.2%）、加强安保合作（13.3%）。

油管频道“李承晚TV”的宣传海报。“李承晚TV”为李荣熏任校长的“李承晚学堂”的官方频道，向公众传播“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学说，目前该频道拥有近10万订阅者。

另一方面，进步阵营对保守派僵化的“亲日”指控，也越来越难获青年一代的认同与追随。

近年随着“新右派”将重心由学界转向大众媒体，其修正主义历史叙事通过畅销书、网络、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与主流民族主义展开激烈的“历史战争”，俘获并催生大批以“新亲日派”自居的网络极右青年，他们在社交媒体以嘲讽独立运动家、侮辱“慰安妇”受害者为乐，甚至由线上发帖演变为损毁慰安妇“少女像”的街头运动。

2021年11月10日，韩国右翼团体在“慰安妇”支援团体定期举办的周三集会前抗议，高举“少女像是反日煽动”、“停止慰安妇欺诈”等标语。来源：《韩民族日报》

出生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盛行年代的青年一代，难以理解老一辈追着日本求偿道歉的“受虐史观”，而更易诉诸狭隘的经济感觉与理解，“求偿利益说”便是一例。

此次强征劳工受害者原告之一梁锦德（音译）老人表示拒绝接受“方案”后，一位曾受邀参加尹锡悦总统就任典礼的著名网漫作者，在社交媒体如此讽刺：“在可怕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劳动折磨下，还能健康地活到95岁，可真幸运！”进而暗示梁氏提出诉讼乃“被人煽动”、意在获得“各种利益”。

汹汹民意不可违。此次“方案”出台后引发的韩国民间反对声浪，证明在对日历史问题上主流民意仍是坚决的，这是短期日韩关系难以逾越的原则框架。

然而民意的右倾化趋势，尤其是青年一代悄然变化与分化的对日认识，却无疑为逆势“决断”的尹政府提供了底气，也预示着日韩关系或果将开启一个不同的未来。

如何和解，怎样未来？

殖民历史结束近80年后的今天，日本仍以两幅面孔嵌入韩国政体内部与国家身份塑造。在美国主导二战后“旧金山体系”绵延至今的漫长阴影之下，被高度国内政治动员的韩国对日认识问题，使得日韩“世仇”不断陷入“以和解之名悬置”到“以正义之名斗争”之循环往复。

东亚三国的现实关系业已证明，政治和解往往先于、且易于历史和解，然而若不实现历史和解，政治和解则只能是脆弱的沙上城堡。

强征劳工问题也好，“慰安妇”问题也好，是超越民族国家、整个东亚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共同苦难与历史记忆，这是中国人无法对日韩“世仇”作壁上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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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和解？它不是复仇，也不是以权力封锁矛盾而制造的和平幻觉。身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提出的观点至今依然富有启示。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著作《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

她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相互宽宥，才能从过去解脱出来，自由地面向未来。任何没有宽恕的惩罚是报复，结果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任何没有惩罚的宽恕是只属于神的宽恕，人们不能宽恕他们无法惩罚的行为。在人类事务领域，只有建立在惩罚基础上的宽恕才能通往真正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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