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那么多“反战反安倍”示威为何没啥用？原来是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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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来说，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特别是日本民众急切的希望走出战争的阴霾。为了能够促使日本社会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呼求和平的力量，这些力量来自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广泛的基础。1947年，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宪法》，和平宪法的颁布是日本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满足了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也使日本社会走向了和平的发展道路。

这一阶段的日本战后和平主义，是由知识界人士组织发起的，最终成为了日本社会和国民维护和平的大众思想。这一时期，知识界人士是和平主义思想的主要推动者。例如日本的“和平谈话会”主张：全面议和；和平中立、加入联合国，这一主张是该团体最重要的主张，学者们积极提倡日本和平中立；反对军事基地，绝对反对缔结军事同盟或提供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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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反对安保条约斗争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积极的作用。1960年6月15日，日本全国580万人参加了阻止修订安保统一行动（上图）。这不仅是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等党派联合发动的，更是民众在进行维护和平的一种新的形式的尝试，规模之大，形成了日本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对政府的政策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越南战争的爆发，导致日本市民和平主义的产生。反对越南战争是战后日本第一次市民阶层参与的运动。

例如1960-1975年越南战争期间，小田实等人发起成立了“为了实现越南和平的市民联合”，目标是反对越南战争、反对日美安保同盟等。1966年10月21日，由总评和中立劳联系统的48个行业工会211万人为主，发动了日本工运史上第一次的反战罢工。1968年7月，和田组织大泉市民集会发起，散发的传单标题为“不当默认越战的人”，并在上面注明姓名、电话及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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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日本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稳定，远离了战争。社会矛盾主要集中于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上。1978年和1981年关于日本拥有核武器的调查显示：反对比例分别为74%和82%，持支持态度的仅为10%和11%，这明显的说明当时日本国民反核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同时综合其他的调查显示，当时日本社会，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人数一直都大超过支持修改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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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日本和平组织对战争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反思，主要研究日本自身在战争中的责任。这些团体和组织进行各种资料搜集。曝光日军的罪行。例如大量针对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研究，就是在这一阶段曝光的。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731部队》和《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关东军第731部队》、731部队老兵越定男的回忆录《太阳旗下的血泪》、日本不二出版社的《七三一部队作成资料》等。

进入21世纪，日本国会设立了“宪法调查会”，明文修宪的活动开始增多，修改和平宪法的呼声又大大提高。针对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于修改宪法的提议，很多日本国民表示反对，出现了一些反对修宪的市民团体和公共机构。其中“九条会”最具有影响力。这个组织是由护宪知识分子领导发起的。九条会倡议日本国民拥护和平主义，为捍卫宪法第九条尽可能地团结更多拥护和平主义的国民，开展和平运动。这一时期，九条会在国民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领导了这一时期护宪的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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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战结束至今，如果我们说日本国内没有和平力量，是不客观、不准确的。但日本的和平力量却很难具备实质性的影响。从上世纪60年代安保条约签订到今天的安倍修宪，日本社会的反对活动、游行示威一直存在，而且还一度轰轰烈烈，但却无法形成遏制的力量。这就可以说明在日本和平能量的力量相对来说是薄弱的，他们对日本政府的最终决策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作用。

首先的原因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市民运动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充分地参与到各种决策中，有着很强烈的利己主义思想。当政府的决策或者态度引起不满时，民众很快就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活动，但民众活动存在间歇性的问题，没有持久性。时间久了，法案通过了，这种活动也慢慢的减少甚至不存在了，最终还是持以妥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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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社会和平能量中，不同的组织、不同的阶级采取的方式和代表的利益也是不相同的。日本的新党、民主党和自民党都是非常支持修改宪法，并对强化日美同盟持支持态度；日本的社会党是坚决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党派；还有的党派是对此持模糊态度，例如公明党，摇摆不定。从中可以看出维护坚持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政党处于劣势地位，维护宪法政党的力量被牵制，无法与其他政党抗衡。

日本社会的和平组织和团体，虽然有些事专门为日本和平事业成立的，为日本和平事业的发展进行大量的努力，这些团体的组成人员都是日本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有学者、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等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举行演讲、发表文章等方式来传播和平思想。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团体发挥的作用的确不容小视，但是总体看来，还是会受阶层利益的制约，他们发表的意见大多是站在自身的阶层角度来阐释的，缺乏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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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是日本的舆论形成是“由上至下”，政府通过“记者俱乐部”的形式把信息透露给媒体，通过媒体的报道，影响广大公众，形成社会舆论。正是因为日本媒体这样的存在，日本社会很容易在较短的时间里达成共识，形成某种气氛和舆论。政府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日本广大民众。因此，一旦日本政府内部右翼势力横行，也很容易通过控制媒体压制社会的和平力量。